姐姐赵萝蕤是个才女，她从小就才华出众。七岁入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因语文成绩优异，没有读三年级就跳了一班，升入四年级。教国语的老师苏雪林 （绿漪）给她的作文打双行密圈。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超过高三同学。
她进入景海，就开始学英文和钢琴。语文成绩优异，部分归功父亲赵紫宸对她的培养。父亲国学修养深厚，在姐姐幼年时，就教她 《唐诗三百首》和 《古文观止》。父亲在主持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时，曾开课教授陶渊明诗。他的著作 《耶稣传》等，文字非常讲究。
1926年，姐姐随父亲迁居北京，我们全家住进燕东园36号。父亲不让她进城读高中，给她请了家庭教师补课。十四岁时，考上高中三年级。父亲说她太小，让她上高二。1928年，升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 老 师 包 贵 思 （Ms.GraceBoynton）劝她 “既然酷爱文学，就应该扩大眼界”。经父亲同意，姐姐转入英国文学系，副修音乐。她在家弹琴，我们围着听。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SonataAppassionata）和肖邦的幻想即兴曲 （FantasieImpromptu）。有时跟同学江兆艾一起弹唱101首歌，很开心。
姐姐上大学以前，就喜欢读父亲的藏书，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的小说。后来上桑美德（Ms.Speere）的小说课。老师要求读的小说，她差不多都已经读过。
姐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她副修音乐的毕业演奏是在北京饭店弹格里格 （E.Grieg）的 A小调钢琴协奏曲。现在每听此曲，就想念已故亲爱的姐姐。
因为毕业时年纪太轻，父亲让她考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清华要考三门外语。她法语及格，德语零分，英语满分一百。吴宓教授说 “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破格录取了她。学校还给了她一年360元奖学金。她在校学习三年，听了吴宓教授 “中西诗的比较”和叶公超教授的 “文学理论”以及美籍温德教授的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莱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教授读了英意对照但丁的 《神曲》。
就是在清华期间，姐姐应戴望舒之请，翻译了艾略特艰深难懂的长诗 《荒原》。叶公超教授为她的译作写了精彩的序。邢光祖在1939年的 《西洋文学》杂志上评论说： “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 ‘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姐姐翻译这首诗时，才是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她的翻译得益于温德老师的详细讲解。我在西南联大时，听过温德讲的莎士比亚。这位高个子，身穿皮夹克，肩膀上蹲着只猴子的美国教授，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讲授精彩。他每天吃四个鸡蛋，经常游泳，活到九十多岁。
1979年，姐姐对 1937年出版的 《荒原》译本做了全面的修订。现在人们看到的就是新版。
1946年7月9日，艾略特请姐姐在哈佛俱乐部晚餐，并为她朗诵了 《四个四重奏》的片段。他还为姐姐带去的两本书 《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签了名，在前者的扉页上写上： “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 《荒原》。”还送给姐姐两张签了名的照片。梦家告诉诗人，姐姐也写了许多诗。艾略特说，应该译成英文。可惜照片在多次抄家中丢失了。诗也未能译成英文。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萝蕤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 《锦瑟解》可说是她的代表作，说的是李商隐的 《锦瑟》。我在美国科罗拉多阿斯本，听过朱莉娅弦乐四重奏组的演奏。并且跟第一小提琴手曼恩讨论过《锦瑟》改编的弦乐四重奏，特别是对 “锦瑟无端五十弦”的理解。那是姐姐最喜欢的诗作。
萝蕤写得一手好字。她的散文很漂亮。她还写了许多颇有现代风味的新诗。例如发表于1936年11月 《新诗》第二期的 “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多半是假的，何以这样圆，圆得无一弯棱角。
这圆满却并不流出来，在蕴含的端详中，宛如慈悲女佛。
岂不是月外月月外还有一道光，万般的灿烂还是圆满的自亮。
静静的我望着，实在分不出真假我越往真里想越觉得是假。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跟母亲，姐姐和姐夫陈梦家，二哥景德南下到浙江德清县新市镇 （现属湖州市。那里有父亲和姐姐的纪念馆）老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姐姐乘清闲，教我读 《古文观止》。那时我刚读完初中二上学期。
梦家应闻一多先生之约，到长沙临时大学教书。我们乘公车沿京杭国道到南京，转乘轮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到长沙。那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我又随姐姐姐夫到衡山鸦雀冲。后来，临大搬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们又乘火车南下广州，转香港，乘轮船到海防，再乘火车沿滇越路到昆明。那时母亲已经返回北平。
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第一次自己管家。姐弟二人用小火炉一边烧饭菜，一边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姐姐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后来我们搬到平正街十号，跟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 （芝生）和理学院长吴有训 （政之）住同院。冯家的小妹钟璞和小弟钟越，吴家的大妹小妹都叫我 “三哥”。隔壁胡同里住着闻一多。我曾经教过他的儿子立鹏和立鹤几天英文。当时，闻先生忙着跟凤子演出曹禺的《雷雨》。
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我们又搬到昆明郊区龙头村 （龙泉镇）。邻居有金岳霖，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逻辑大师金岳霖情场失意，一生未婚。他曾送一位女士到瑞士学音乐。一去不返。他喜欢林徽因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倒有点像我的老师陈岱荪，喜欢周培源的夫人，也是一生未婚。现在老一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说一说也算无伤大雅吧。
当时联大的规矩是夫妇不得同时任教。姐夫教书。姐姐只好管家务，她是个读书人。所以烧饭时，膝上放一本狄更斯。
1944年，费正清为梦家联系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他跑遍美国各博物馆，拍摄流失在海外的中国青铜器照片。他潜心研究古文字，甲骨文和钟鼎文。在他反右遭迫害致死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西周铜器断代》， 《殷墟卜辞综述》，和 《汉简缀述》等著作。至今为世界 （特别是日本）古文字学界所推重。
姐姐在芝大进修。当时正值芝大英语系的全盛时代。有文艺理论和18世纪英国文学世界闻名专家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的专家乔治.威尔森教授，19世纪小说，文本精读 （explicationdetexte）的专家著名法国学者 LouisCazamian的高徒 E.K.Brown,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MortonD.Zabel，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Hubert教授。她师从美国文学专家NapierWilt,专门研究小说家HenryJames。她的博士论文 《<鸽翼>（TheWingsoftheDove,1902）源流考》公认为对James最深刻敏锐的解读。在当年的六名博士生当中，她被评为成绩最佳。芝大校长说：多年来，赵萝蕤是第一位获得全校英美文学第一名殊荣的东方人。
她还收集了大量James作品，包括小说，书评，多种旅行杂记，书信集，传记，自传，未完成小说等。Wilt教授说她算得上美国第三名James收藏家。她还收集了许多其他著作。她对我说， “你学经济，要最新版本。我学文学，要的是第一版。”她藏书之丰，无与伦比。逝世后，全都送给了燕京研究院。
她在芝大，跟杨振宁，李政道同时。尽管隔行如隔山，他们仍然常在 “IHouse”谈天，听姐姐弹钢琴。
当时在芝大进修的中国研究生还有周珏良，查良铮 （穆旦）和巫宁坤等人，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姐姐跟周珏良，巫宁坤都师从克莱恩 （RonaldS.Crane） 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 《诗学》原理创建的 “新亚里斯多德学派” （亦称 “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据巫宁坤回忆，姐姐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见解，是留学生中德高望重的大姐。
她利用住在芝加哥的机会，尽量享受西方高雅文化：看戏，参观博物馆。她经常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还听过著名挪威女高音擅长唱瓦格纳歌剧的 KirstenFlagstad（谢幕十多次。灯都黑了，听众还不肯走），黑人男低音保罗.罗伯逊主演的“奥赛罗”，古巴女高音 BiduSayao的 “艺术家的生活”，LauritzMelchior的“Parsifal”，观看芝大资料馆放映的历史电影，包括卓别林，GretaGarbo等演的名片。我经过芝加哥时，她带我去听过Piatigorsky的大提琴演奏会,看 过 名 角 TallulahBankhead演的 EugeneO’Neill名 剧 Mourning BecomesElectra，以及 BalletRussedeMonteCarlo的 Giselle。
1948年，她乘码头工人罢工后的第一艘运兵船，回到上海。又乘给傅作义运粮食的飞机回到解放前夕的北平。她被陆志韦校长聘为西语系主任。但是抗美援朝期间，美籍教师纷纷回国。只剩下她和吴兴华。她邀请了俞大絪和芝大同学巫宁坤，充实了学系阵容。但是随后燕京大学被撤销 （可惜啊！），英语系并入北大。她曾经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这个愿望终于化为灰烬。
她是赵紫宸的女儿，陆志韦的乾女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人都遭到批斗，要她“划清界限”。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和良知，怎么受得了如此粗暴的冲击？
姐姐在北大一边教学，一边著述，翻译。 “十年浩劫”中，从燕京调到北大的四位教授中，三人死于非命，只有姐姐一人活了下来。她跟梦家生前精心收集的明代家具，字画和善本书以及斯坦威钢琴全部被抄。后来退还的善本书上，有康生的印章。据北大外语学院英语系为她百年诞辰举办的研讨会上透露，她也曾被 “造反派”粗暴揪斗，扭着胳膊，揪住长发，按着脑袋，在走廊里游行示众。但是她始终不愿谈论她那段遭遇。
文革后，她搬到城里一个四合院两间东厢小屋，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和她心爱的音响，成为她的卧室兼书房。她热爱音乐，经常倾听西方古典音乐。有时我给她一些新出的唱片精品。姐姐说： “音乐对于人的身心原具有非凡的魔力。它可以把你的心魂摄了去，经受洗练，承蒙启迪；它足有威力可以将任何肺腑所蒙受的任何痛楚，郁结，绝望，予以松舒，它激扬你的欣喜，抚慰你的创伤。”
她在教书，科研之余，还担任博士生导师。巫宁坤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她跟北大另两位教授合编了 《欧洲文学史》巨著。并在1957年翻译了朗费罗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花了十二年的功夫，翻译了惠特曼的 《草叶集》全部。当时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消息“WaltWhitmanwithaChineseLilt”.我作为时报长期订户，把剪报寄到北京给姐姐。这篇报道的记者 EdwardGargan在1983年也采访了我，报道了我在纽约州府奥巴尼作为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调研州政府运作的情况。
1990年9月，姐姐应邀回到芝大，以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那是芝大百年校庆。学校给百年来成绩突出的十位校友，颁发了 “专业成就奖。”姐姐是第一位获奖者。同时获奖的还有连战。他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
1991年，珍妮·恰普曼与罗伯特·梅尔萨克主编的 《在坎姆登和惠特曼一起》第七卷问世，两位主编把这部研究惠特曼及其诗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献给姐姐。献辞写道： “献给中国最重要的惠特曼翻译家赵萝蕤。”
1993年，姐姐应香港中文大学之情，去讲学两周。
姐姐于1998年元旦逝世，时年八十六岁。
作者：赵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