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因为嘉兴湖州本属一个行署，而行署所在地不在嘉兴而在湖州。我是浙江义乌人，1979~1983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与湖州师范学院本无瓜葛。但是机缘巧合，风云际会，最后竟让我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师院人。
上大学回家路上邂逅嘉兴师专陈泗芬老师。1981年寒假回家途中，乘坐火车从南京到义乌必须在上海转车。在上海火车站候车时，偶遇一位中年教师，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热情大方。交谈中得知他叫陈泗芬，在嘉兴师专中文科 （那时不叫中文系）工作，而且是我的义乌老乡。他告诉我，嘉兴师专其实不在嘉兴，而是在太湖之滨的湖州，是一所很不错的高等学校，希望我有机会去湖州看看。那时的火车很少，正常班次买不到车票 （票价也相对较高），只好乘坐加班车 （大棚车，车费便宜一些），这种车没有坐位，只有地铺。一路上他跟我谈了许多，从个人理想、毕业志向到人生百态，谈得十分投机，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大学生茅塞顿开。路上有这样一位同乡兼师长相伴，让我大开眼界。这让我对嘉兴师专有了第一次感性认识。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嘉兴地区人事局，地点就在湖州。来到湖州后，地区人事局早已把我的档案交给嘉兴地委党校。那时我感到莫名的失落，一是本想分配到杭州工作未能如愿，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湖州；二是本想做机关工作 （特别想进公检法系统）没能做成，只能当一名最不想当的老师 （大学毕业前老师让我们个人填报志愿，有三个选项：机关、科研、学校。我前两项打勾，后一项未打勾）；三是因为党校不在湖州城里，而在城外10多公里外的郊区三天门，荒郊野外，人地生疏。真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报到前夕，闲得无聊，我想起了两年前在上海认识的陈泗芬老师，按照他留的地址专程拜访了陈老师。他认为进地委党校教书是不错的职业，鼓励我好好干，一定会有出息。
在市委党校工作期间拜访了湖州师专程民老师。来到湖州后，我在嘉兴地委党校 （几个月后改名湖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当老师。当年我们教研室还有一位女老师名叫沈慧，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与我属于同一专业。他先生叫程民，198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 （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就在湖州师专中文科工作。他们家就在湖州师专内部宿舍，记得好像是有名的红房子。有一次，沈老师带我来到他们家，程民老师亲自下厨烧菜招待我。我清楚记得程老师为我烧了一条红烧鱼。饭后他们带我参观了湖州师专校园。程老师告诉我，湖州师专是一所 “硬件不硬 （校区面积只有37亩，属于袖珍型学校，而市委党校却有137亩），软件不软 （教学科研水平不低）”的学校。使我对这所学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没想到20年后我们两人还有一段精诚合作共同服务人文学院的佳话。程老师在工作上，尤其是思维方式上对我帮助特别大，他清晰的工作思路、严谨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工作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湖州市科社学会结交了湖州师专政史科的朱健安老师。1985年11月，工作两年后，湖州成立 “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我参加了该学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会议上，认识了湖州师专政史科的朱健安老师。他渊博的学问、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了我。朱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青海师范大学工作了很多年。因为是浙江人，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当时刚从青海调回浙江不久，就业于湖州师专。他还担任了湖州市历史学会的会长。以后多次与朱老师一起参加浙江省与湖州市科社学会的各项活动。凡历史学会开会，朱老师都会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历史学会的活动。上世纪 90年代中叶，我仍在湖州市委党校工作，在我评副教授过程中，朱老师给予我很多指点与帮助。
作者：虞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