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老师的工作对象是大学生，其工作职责“教书育人”中的“人”者，便是时时面对的莘莘学子。近30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几近一半的时间我还得兼任班主任工作，其操心程度、倾注精力、花费时间等诸多方面，远超备课与上课的工作。
我到师专工作后，曾于1983年秋季担任8309班的班主任，但时仅一个多月，便因患“血小板减少症”及其后续发生的波折，将班主任辞去。1985年至1986年在四川上助教进修班，人都不在校内。至1988年秋季，政史科招入两个新生班，当时学制已改为二年。领导让我担任8822班的班主任，从去杭州招生开始，直至1990年夏天欢送学生毕业，我与学生相处整整两年。况且这又是我此生中首次正儿八经地扮演班主任角色，费力很多，但印象最为深刻。
此后我又多次担任班主任，但大多情况下都属于“临危受命”的境遇：或是原班主任突然调离或辞职，或是原班主任患病拉去顶替，再或是班级情况复杂须换个老将压阵，反正都是仓促间从别人手中接任，且不少是毕业前的最后一年。记忆中担任班主任的班级有9222班、9422班、98211班、00212班、030413班、040413班等等。待2008年夏天我将040413班毕业送出后，次年春天我即办理退休手续，从此再也没机会做班主任。
学校将一个班级、40余名学生交给班主任管理，还美其名曰“班主任全面负责制”，班主任的工作便千头万绪、一把拿总。学习、生活、恋爱、吵架、生病、违纪，都得找到班主任那儿解决。这还不包括临时添加的、类似“学雷锋作好事”、“搞卫生迎评比”、“田径运动会”、“五四大合唱”之类的中心工作，就如同眼下电视中鸿茅药酒的广告词：“风湿骨病、筋骨疼痛、脾胃虚寒、肾虚气亏……”，最后一句都是“喝鸿茅药酒”。
与学生打交道使人欣慰的东西亦不少，尤其是上世纪末的青年学生，没有如下有些学生身上的世俗与功利，他（她）们绝大多数单纯率直，极易相处。我每接受一个班级，精心斟酌选好班团干部，便放手让他（她）们各尽其责，我只需到时催问提醒一下即可。10多年的班主任干下来，我便有了一大批“得意门生”，许多年后他（她）们中许多人已成了领导干部、教学骨干、社会精英，虽说我与他（她）们不常联系，他（她）们的成才也全赖各自的努力奋斗。但我每次听到有关学生进步的消息，心中依然为之欣慰，是因为他（她）们的存在，才使我看到我曾经的付出多少有些价值。
当然学生们也并非千篇一律，个性百花齐放、明理有前有后，也有学生给我惹出点事，让我徒费许多精力。不过其中有些事儿，至今回想起来也挺具故事性与时代性。
至上世纪末，大学班主任工作中费力最多的是解决学生“早恋”。在如今的大学生看来，男女青年谈恋爱乃天经地义、人生权利，听说几年前就出台政策，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结婚生子，不过至今我还没遇到过。在现代青年的字典中，已将“早恋”一词删除，据说如今小学生都已学会写情书示爱，中学生已去医院人工流产，更何况大学生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人，其恋情那能称之“早”。
但时间穿越至20年前，“早恋”可是学校中的大忌。一旦发现班上有学生在恋爱，系领导、班主任、辅导员一齐出动，找男女双方谈话，从当代革命青年的远大理想、崇高职责，扯到家长培养之含辛茹苦、养育不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正归根结底一句话----“马上分手”。若过上几日效果不甚明显，便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将男女双方家长叫至学校劝晓，只要做母亲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诉几声，涉世不深的男孩女孩一般便会缴械投降。
也有极少者坚持“爱情第一”，顽固不化、负隅顽抗，领导、班主任会以其它方法戳其“命门”。有一男生至死不肯表态“斩断情丝”，班主任（那不是我）便以“入党”相威胁，让他在“入党”与“恋爱”中二选一。那男生确是个情种，选择“恋爱”不渝，宁可不能入党。挺优秀的一个学生，至毕业离校时确实没被党组织吸收。
我的班上自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早恋，在那样的年代中我的态度已相当开明，就是“不提倡、不反对”，“睁一眼闭一眼”地假装不察。可有时男孩女孩中有一方涉及别班、别系，领导发现将事情交代下来，我便不能再装糊涂。只能将班上的男孩或女孩叫到办公室，先问清他（她）所恋者的情况，若我觉得对方太次，配不上我的学生，就帮助他（她）分析得失，讲清为其付出太多之不值。若我觉得双方还较般配，则告诫一不可过于显露招来非议，二不可因此影响学习工作，三是保持联系、待毕业后再升温。如此劝说学生都能接受，我在领导那儿也能交代过去。
若这种情况发生于将被吸收入党的 “得意门生”身上，我则赶紧向其交代形势，让其双方暂停交往、或转入地下活动。若有党组织派人前来谈话，一口咬定并非恋爱，双方只是“走得较近”的同学，并无其它关系，反正这两者之间没有楚河汉界般的清晰标准。若有学生如今看到此文，不知能否想起当年之情景，也不知你是否与那位“走得较近”者最终携手步入婚礼。
反正我任班主任的几个班级，学生入党时从未因“早恋”问题被卡住，且入党学生常列前茅，动辄达15人左右。我确实没有想过“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接班人”之类大道理，只觉得我的学生确实各方面不错，在校期间入党能使其走上工作岗位后起点高些。
卷入“早恋”风波者以女生多些，而发生违纪现象则以男生为主。这违纪情况也林林总总、各色各样，常见的有缺课旷课、夜不归宿、卫生太差、考试作弊、在寝室使用大功率电器等等等等。每当出现此种现象，系上领导有交代、等汇报，那就不能假装糊涂搪塞过去。但我有我的办法，就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轰轰烈烈批判、温温和和处理”，坚持一个原则：批评从严、处理从轻。我总认为我的学生还是个大孩子，吓唬一下是必须的，但一旦背个处分，那就记入档案误人一辈子。
一位学生在校外参与赌博，输了钱想赖账，结果双方打起架来，被请到派出所。学校保卫处将他保出，系领导大发脾气说要严加惩处。我将其唤至办公室拍着桌子痛斥一番，先斥其参与赌博，再斥其没有赌德。最后系上研究处分意见，我将他曾在校运会上为集体争光作一番表功，又竭力主张处罚从轻让其有改过机会，最后定下个“严重警告”之处分，不过这种处分不记入学生档案。
这么一班学生长年生活在学校内，一旦突发大病班主任不能不管。我当班主任这些年，光阑尾炎急性发作就碰上两回，且都在寒冷的深夜。较近那次在2003年的早春，晚上10时多有学生干部打来电话，说班上有一女生突发腹部绞痛，已送至第一医院，让我尽快前去。我披上大衣冒着寒风，骑自行车赶至第一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开刀。学生推着担架车让她躺上，我代表家长在手术知情单上签字，与学生一起送她进手术室。谁知行至手术室门外，她扯着门把手死活不肯进去，流着大把眼泪说是害怕动手术。我只能哄她，说自已几年前也动过阑尾手术，如同蚊子咬一口而已，一点不痛，半个小时便出来，这才将她骗入手术室。
那时我还没买手机，跑到医院边的小店打公用电话，通知她的父母明日早上从平湖赶来，又与学生干部商定今晚与次日在医院陪护的人员，然后等候在手术室外。那时医院的条件还很差，手术室外的等候区没安空调，我与几个学生只能缩着身子，不停地踱步取暖。直至凌晨1时才手术完毕，将她送入病房安顿，又嘱咐陪护学生注意事项，一切就绪回到家中已过2时。
有一学生在临毕业的那学期患上肝炎，医生建议她休学一年在家调养，但学生与家长却仍坚持来校，估计是考虑到家中经济状况不佳，若推迟一年工作的话经济损失不少。听说该学生要返校上课，同寝室的学生齐声反对，因为同处一室极易染上肝炎，更有学生家长闻讯赶到学校表示抗议。
系上领导找我这班主任商议，力求妥善的解决方法。我考虑到该学生的经济状况，应尽力让她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学习，能按时毕业分配工作。但又不能让她回原寝室居住，若她将肝炎传染给其她同学，事情便不可收拾。让该学生外出租房也不现实，商量的结果是想办法在校内找个住处，可让该名学生与其照料的母亲居住。
领导出面与校后勤部门联系沟通，我则去学生宿舍实地排查，终于在女生宿舍楼下发现一个小间。那儿原本用来放置一些清洁工具，我便提议用来安置患病学生。得到后勤部门同意，母女俩搬进暂住。至于如何避免上课时学生接触传染，一方面提醒班上学生，既不能对她显示出岐视态度、又得避免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亦提醒该学生及家长注意，上课时尽量独坐一桌，下课后立即返回寝室，一日三餐由母亲去食堂购买，尽量谅解其他同学的担心。
如此苦心安排，总算让她将最后一学期顺利渡过，该学生如期毕业并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她与家长几次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还说要登门致谢，均被我婉言拒绝。时过10余年，不知当年那位瘦小文静的小女孩如今一切可好。
才隔两年类似事情再次出现，这位女生倒不是患病，而是在县里一所中学临近实习结束时骑车跌倒，以致小腿骨折。本来实习结束返校上课，两个多月后即可毕业参加工作，于是母亲背着腿上绑裹石膏带的女儿返回学校，意欲坚持上课按时毕业。但事情远非她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该学生无法行走，上课下课、一日三餐、洗脸洗澡上厕所，不可能依靠同学之间的临时帮助，只能依赖母亲在身旁照顾。但寝室内6只高低小床，其母亲无法住入，学校也有明文规定，学生寝室不能容留外人住宿。
学生的母亲在学校找到我，托我想办法帮助她捱过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有前几年的经验，便去女生宿舍找房间，谁料几幢宿舍楼下的小间，已全部改为宿舍管理员的住处，自然不能让母女俩搬入。一时间不知所措，恰从办公室窗户望见不远的学校基建工地，发现那儿几幢新教学楼已经建成，当初为安置建筑工人居住而临时搭建的一排小平屋却未拆除。赶快去学校基建处询问，获悉这一排七八间的小平屋内目前只住入几名清洁工人，大部分还空置着。我即联系基建处负责人，因为平时就很熟悉，加之学生情况特殊，他一口应承借出一间。我又向后勤部门商借床铺桌椅，母女俩随即搬入平房，顺利地度过余下的两个多月，也顺利地拿到毕业证书。
当然，不是所有学生的事情我都有能力帮助解决，有些事情已经超出人力之所为。2004年初春，离我担任班主任的00212班学生毕业不到3个月时，我却目睹班上一位女学生永远地离开我们，这是我全部教育生涯中的唯一。
那是一位极乖巧的女孩，来自安吉县的一个山村。她的家中经济十分困难，大学四年中她从未向家中要钱，全赖学习之余担任家教维持所有费用。听同学反映她还乐意助人，班上另有同学也因家中困难欲做家教，却一时找不到聘请的家庭，她就把自己刚联系好的家教让给同学，还说自己有经验可以再找。
事发那天是休息天，她去城区东郊的航运新村辅导学生，上午10时左右结束辅导返回学校，骑着自行车穿越公路至右侧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乡村巴士撞到，随即被送至解放军九八医院进行抢救。我正吃中午饭时，接到班长打来的电话，立即赶往九八医院。我的学生躺在抢救室的病床上，头部缠着厚厚的纱布，只看见紧闭着的双眼。她的身上插满各种粗细皮管，床边摆放着不少机器仪表，不时发出“呼呼--、嘀嘀--”的声音。我和许多学生围在床边无望地等待，都希望她能挺过这生死关头。
下午学院领导、校学生处领导先后赶到医院，但肇事司机及所在运输公司的领导却始终不见人影。我们询问值班医生，才知连抢救治疗的所有费用也无人支付，学生送入医院抢救走的“绿色通道”。我们几次电话联系该运输公司，接电话的人员总以“稍等一下，我们领导马上过来”相搪塞。有学生从处理事故的交警大队过来，说那边倒有两名运输公司的领导在，据说正忙于找人“公关”以减轻责任。我们气得不行，却也束手无策。
傍晚时分，学生的父母从安吉赶来，那是挺老实的两位农民，只会拉着女儿的手掉眼泪。晚上8时多，师专时期的老领导蔡书记闻讯赶至医院，他又联系运输公司，却仍得到种种推诿说辞。蔡书记一向以和蔼待人著称，也忍不住勃然大怒，只见他用手机拨通市政府分管教育副市长的电话，向她简单说明情况后，大声吼道：“明天早上6时前，若运输公司负责人不来医院商量事宜，我蔡清江领着学生上街请愿”！说完便把电话挂断。
这一招还挺有用，不到半小时便有两名运输公司的干部赶到医院，与学院领导商议责任认定、垫付医疗费用等事宜。我不便掺入其事，在医院守至半夜，安排好学生轮流值班、专人照顾其父母等事项，方回家休息。
此后两天中，除去上课外我都赶去医院，从医生处逐渐得知实情。我的学生其实在送入医院时己经“脑死亡”，没有任何起死为生的希望。这几天全赖呼吸机在维持心跳，为的是尽可能拖延几日宣布死亡消息，以让家人亲友有个接受噩耗的过程。
经过学院领导、医生与学生父母的多次沟通，送入医院的第4天，护士将她身上各种管子拔去，撤走呼吸机与其它仪器，父母给她换上一身新衣服，移入医院的太平间。
第二天班长找到我，说学生父母拟将女儿运回安吉火化安葬。我让班长买个花圈随同前往，代表全班师生参加葬礼。班长又转达学生家长的一个请求，说其女儿再过几个月即大学毕业，希望学校能给她发个毕业证书，让女儿带着它一起火化，也不枉女儿从小到大这10多年的寒窗苦读。
山村的农民并不了解这毕业证书的颁发程序，但这要求其言亦哀、其情亦恻，总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去。我找出一本几年前多出的空白毕业证书，从学生档案上撕下学生的照片，填上她的姓名及其它相关内容，才想起得盖上个公章，方能让她的父母信任并得到几丝慰藉。我知道学校办公室肯定不会轻易盖章，便去找教务处商量，却被拒绝。再去校学生处，同样不肯盖章。实在无法可想，想起当时我兼任湖州市历史学会的会长，手边有历史学会的公章，便取出沾上印泥，在学生照片的一角按下。再将印章转动几毫米再按，故意让这红色印章的字迹麻糊难辨，不致露出其中的破绽。
班长就带着这样一份“伪造的”毕业证书去安吉，将它放在她的身边一同火化安葬。真心希望我的学生九泉之下能够谅解我的弄虚作假，这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下所取的办法。
来源：董惠民<《小写历史-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