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杨文群先生于1946年赴省立湖州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发表《泛论我国师范教育》（一文发表于《现代》月刊1948年第6期)，该文对国民政府教育体制的弊端多有指针，涵盖了学制过短、教材过简等诸多方面，对于师范毕业生的经济状况以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亦有深刻的关注，是其在当时所倡教育改革主张的纲领性代表作。文章直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制度痛处，实为深思熟虑后所作。
在文章开头他说：“忆当胜利之初，万众欢腾，政府亦似乎勇气百倍，喊出‘教育第一’的口号，可是两三年来，别的不说，教育确是没有由‘第一’而进步”，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有一年一度的师范教育运动周，可惜多是公文造句，表面文章，运动周一过，大家便好像尽了责任”，直接针砭时弊，道出了发展师范教育成为政府表面文章，而“这必须作为教育建设中心的师范教育到底被推进了多少？当成疑问”的事实。
对于文化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对建立民主富强社会的意义和帮助，祖父自然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又要把这种真正的民主精神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首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否有相当的基础，是否能日日滋长，否则，一切政治上的措置，结果都是空语，要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不用说非教育不可”，这一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辛亥革命后，尽管革命党人天真地以为中国已有村社民主的基础，但当旧官僚乡绅通过地方选举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基层官员时，这一梦想已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而这些事实，更加体现了教育对推广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又说：“要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不用说非教育不可，当前的社会成员概让教育负起责任，在此不说，而未来主人翁的公民能力，必籍师范教育去培养，时间不待人，十年以后，今日儿童将身背重任，我们怎好看师范教育糊涂下去”，表达了对当时师范教育现状的急切担忧。
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祖父提出了改革教育体制的方针，而作为一个切身投入师范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其教改主张亦可谓极其细致。当时世俗多有所谓“儿童自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的偏见，以至于师范教材相对于高中教材来说浅近不少，导致小学教育从业者的知识水平低下，知识构成单一，而祖父认为，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他说：“师范生惟其施教对象是儿童，所以他学问虽不定要高深，知识却实非广博不可，否则怎能适应儿童好奇好问的天性”，当然，考虑到小学教师经济收入有限，难以购买大量书籍构建更为开阔的知识体系，因此如能在师范教材中实现这一目的自然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样看来，师范教材的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师范教育亦应当体现出实用性的优势，因此祖父认为，师范生的各科教材，“应以小学教科书为根据，便于实地应用”，而为了开拓师范生的知识体系，可将“参考资料列于书后”，而为了不增加师范生的课业负担，可将当时单独讲授的各科教法以及统计、测验等知识合并到各基础学科教材中，如此一来则学生的知识体系得到丰富，课业负担却并不加重，可见这是在充分考虑可行性之后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的构想。
对于师范教育的学制，祖父亦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当时，小学教师的训练分为高、初二级，高级的除少数高中师范科外，还有与高中平行的普通师范班，初级的则有简易师范，三年制师范及初中师范班，如按学制小学入学年龄为六岁计算，则初级师范班毕业生的实际能力不过十五六岁，知识体系尚未充实不说，身心发展亦未彻底成熟。这些毕业生因资格所限，很难在人才集中的都市就业，多选择在农村国民小学服务，而农村学生的入学年龄普遍偏大，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学生年龄大于老师的情况，如此一来，教育实施上的难度便可想而知了，对此，祖父认为，与其使简易师范等初级师范科继续存在，“不如轮流调训现任代用教员，作一严格的甄别实验以定去留。如是，不但缓和了师范生就业问题，年龄上的缺点亦可附带补救”，这也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的改革构想，而这样细节的问题，如果不是对小学教育有深入地切实考察，恐怕是难以关注到的。
祖父对师范教育的关注不仅局限于制度，还包括师范毕业生本体，他在文中指出：“各地方政府对于师范毕业生的出路，没有整个计划以配合地方教育的需要”，导致了师资分配不均，而另一方面，“小学教师的报酬不能维持本身的起码生活”，更是造成了当时社会对师范教育的偏见和歧视。相对于高中，当时师范学校的唯一招生优势只在学费低廉，而“每当调查师范生入学动机时，总发觉到他们十有八九是由于经济困难而来，并不是由于他们明瞭基本教育在社会的重要以及教师任务的神圣才来投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认为到师范读书的都是：别校考不取，或是读不起的无路可走者，最没有出息了。青年人血性方刚，会受不住这种心理上的轻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成为了师范毕业生的沉重枷锁，而更为可怕的是，“社会经济在崩溃路上愈走愈快，人民连读师范的经济能力也渐渐消逝”，也正是这一原因，祖父在当年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内战的结束，憧憬着更有远见的新政府能够主持教改的实施，正如他在自传中所称，在前往湖州师范学校任教时，他“已经完全觉悟到政治上的彻底改革———革命比办学要紧迫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论文，与其说是给当时已一步步走向失败深渊而不可自拔的旧体系看的，还不如说是对正在萌发的新生力量的进言，其赤忱之心，天地皆可以鉴。
现如今，国家的师范教育现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融入当年省立湖州师范学校基因的湖州师范学院已培养了无数优异的教育人才，这应该是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祖父最希望看到的事了。当然，祖父的教育思想，绝不仅仅只有追溯当年的史料意义，即便在今天也应该能为包括笔者在内的新时期教育工作者提供启发和指导，故在湖州师范学院师范教育百年之际特撰此文，希望老校友的教育理念能在新的沃土生根发芽。 杨心珉（校史研究室供稿）
在文章开头他说：“忆当胜利之初，万众欢腾，政府亦似乎勇气百倍，喊出‘教育第一’的口号，可是两三年来，别的不说，教育确是没有由‘第一’而进步”，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有一年一度的师范教育运动周，可惜多是公文造句，表面文章，运动周一过，大家便好像尽了责任”，直接针砭时弊，道出了发展师范教育成为政府表面文章，而“这必须作为教育建设中心的师范教育到底被推进了多少？当成疑问”的事实。
对于文化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对建立民主富强社会的意义和帮助，祖父自然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又要把这种真正的民主精神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首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否有相当的基础，是否能日日滋长，否则，一切政治上的措置，结果都是空语，要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不用说非教育不可”，这一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辛亥革命后，尽管革命党人天真地以为中国已有村社民主的基础，但当旧官僚乡绅通过地方选举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基层官员时，这一梦想已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而这些事实，更加体现了教育对推广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又说：“要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不用说非教育不可，当前的社会成员概让教育负起责任，在此不说，而未来主人翁的公民能力，必籍师范教育去培养，时间不待人，十年以后，今日儿童将身背重任，我们怎好看师范教育糊涂下去”，表达了对当时师范教育现状的急切担忧。
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祖父提出了改革教育体制的方针，而作为一个切身投入师范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其教改主张亦可谓极其细致。当时世俗多有所谓“儿童自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的偏见，以至于师范教材相对于高中教材来说浅近不少，导致小学教育从业者的知识水平低下，知识构成单一，而祖父认为，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他说：“师范生惟其施教对象是儿童，所以他学问虽不定要高深，知识却实非广博不可，否则怎能适应儿童好奇好问的天性”，当然，考虑到小学教师经济收入有限，难以购买大量书籍构建更为开阔的知识体系，因此如能在师范教材中实现这一目的自然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样看来，师范教材的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师范教育亦应当体现出实用性的优势，因此祖父认为，师范生的各科教材，“应以小学教科书为根据，便于实地应用”，而为了开拓师范生的知识体系，可将“参考资料列于书后”，而为了不增加师范生的课业负担，可将当时单独讲授的各科教法以及统计、测验等知识合并到各基础学科教材中，如此一来则学生的知识体系得到丰富，课业负担却并不加重，可见这是在充分考虑可行性之后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的构想。
对于师范教育的学制，祖父亦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当时，小学教师的训练分为高、初二级，高级的除少数高中师范科外，还有与高中平行的普通师范班，初级的则有简易师范，三年制师范及初中师范班，如按学制小学入学年龄为六岁计算，则初级师范班毕业生的实际能力不过十五六岁，知识体系尚未充实不说，身心发展亦未彻底成熟。这些毕业生因资格所限，很难在人才集中的都市就业，多选择在农村国民小学服务，而农村学生的入学年龄普遍偏大，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学生年龄大于老师的情况，如此一来，教育实施上的难度便可想而知了，对此，祖父认为，与其使简易师范等初级师范科继续存在，“不如轮流调训现任代用教员，作一严格的甄别实验以定去留。如是，不但缓和了师范生就业问题，年龄上的缺点亦可附带补救”，这也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的改革构想，而这样细节的问题，如果不是对小学教育有深入地切实考察，恐怕是难以关注到的。
祖父对师范教育的关注不仅局限于制度，还包括师范毕业生本体，他在文中指出：“各地方政府对于师范毕业生的出路，没有整个计划以配合地方教育的需要”，导致了师资分配不均，而另一方面，“小学教师的报酬不能维持本身的起码生活”，更是造成了当时社会对师范教育的偏见和歧视。相对于高中，当时师范学校的唯一招生优势只在学费低廉，而“每当调查师范生入学动机时，总发觉到他们十有八九是由于经济困难而来，并不是由于他们明瞭基本教育在社会的重要以及教师任务的神圣才来投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认为到师范读书的都是：别校考不取，或是读不起的无路可走者，最没有出息了。青年人血性方刚，会受不住这种心理上的轻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成为了师范毕业生的沉重枷锁，而更为可怕的是，“社会经济在崩溃路上愈走愈快，人民连读师范的经济能力也渐渐消逝”，也正是这一原因，祖父在当年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内战的结束，憧憬着更有远见的新政府能够主持教改的实施，正如他在自传中所称，在前往湖州师范学校任教时，他“已经完全觉悟到政治上的彻底改革———革命比办学要紧迫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论文，与其说是给当时已一步步走向失败深渊而不可自拔的旧体系看的，还不如说是对正在萌发的新生力量的进言，其赤忱之心，天地皆可以鉴。
现如今，国家的师范教育现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融入当年省立湖州师范学校基因的湖州师范学院已培养了无数优异的教育人才，这应该是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祖父最希望看到的事了。当然，祖父的教育思想，绝不仅仅只有追溯当年的史料意义，即便在今天也应该能为包括笔者在内的新时期教育工作者提供启发和指导，故在湖州师范学院师范教育百年之际特撰此文，希望老校友的教育理念能在新的沃土生根发芽。 杨心珉（校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