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这是我永远铭刻于心的数字！
从1968年上山下乡，相隔整整10年，国家又允许我们这样的已经拖儿带女的父亲或母亲参加高考了，真的，我连这样的梦都从来没有做到过。
当时我在“地铺（后来恢复了‘递铺’旧称）公社中学”教高中语文课，还兼任毕业班的班主任。不管考得上考不上，人生难逢一次高考，味道总是要去尝尝的！我带着几分兴奋报考了，回到家父亲却淡淡地问:“你已经教书了，挺好的，还要去考吗？”我没有回答，心里明白父亲是因为“文革”中被打倒，虽然1973年初步给予平反（所以我才能当人民教师，虽然是民办的），但还留了一条尾巴（彻底平反是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那年头“政审”依然很严，他是怕我考试通过了“政审”却通不过，心里会再受创伤。
考试时间一天天临近了，但我一天假也没请，因为我的学生们也都在紧张地准备高考，我不能弃他们于不顾。连我的准考证也是别人帮我代领来的，拿到手看了几眼，知道我将在安吉县第九考场应试。
考试那天终于来临，“文革”结束后刚恢复高考，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地铺公社学区校长夏相民、中学校长潘洪流等老师都来到考场地铺小学，县里的教育局局长等教育局干部也都在场。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与同事、学生会合后正在那里谈笑风生时，铃声响了，我赶紧去寻找“第九考场”，可是地铺小学只有五个考场，急忙一问，才知道第九考场设在几十里外的梅溪小学。我急得快哭出来：“明明我是地铺公社中学的人，为什么把我分到梅溪？”教育局局长当机立断，一边叫人马上打电话通知梅溪小学考场，一边吩咐旁边一位王姓干部，让他带我到汽车站买票乘车过去。我跟夏校长借了10元钱，把自行车往旁边的老师手里一推，就急忙跟着王同志一路小跑离开地铺小学。
到了汽车站，哪里还有马上可乘的班车，多亏王同志急中生智，说我们到公路上去拦煤车（那时路上常有从康山煤矿拉煤送到梅溪电厂的煤车经过）。真是万幸，很快拦到了一辆煤车，王同志说明原由，拜托司机把我送到梅溪小学。
就这样，我的高考末班车搭乘在一辆去发光发电的煤车上了。
车到梅溪小学，校门口已经有老师等在那里，急忙把我带进考场，已经迟到一个小时零五分钟了。第一门考试是政治，答过的题目现在全都忘了，没忘的却是那道一个字也来不及写的讲实事求是内容及意义的题目。那道题，整整20分，占整个卷子分数的五分之一呀！
下午要考数学，中午赶紧找百货公司买圆规、三角尺，至今都想不起那天午饭到底吃没吃。晚上找到一家旅社，记得是三元钱一晚，洗换衣服都没带，好在是炎夏，把自己剥光了连衣服一起洗完，衣服一晾，到早上不管半干半湿，穿上就走。就这样，一口气考了三天整。直到最后一个下午考外语，我才明白，原来多数考生报考的是英语，全县几千考生只有35人报考俄语，所以才集中编成最后一个考场，放在了梅溪。
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终于揭榜，听说贴在教育局大门边的墙上。我闻讯赶去，看到自己名列第二，365.5分！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五门课总分500分（那年外语仅作参考，不计入总分），365.5分就算高分了。接着是填志愿，说来惭愧，自己还是个老师，可怎么填高考志愿，全然不懂，依仗分数不错，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最后一个志愿填的是中山大学。
可是，等到快开学了，我的学生、比我分数低的考生纷纷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我才真的急了，我感到父亲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花了一整夜，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委屈和不平写成一封长信，第二天投出去，投给当年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而引起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光明日报》。不知是否是这封信的缘故，很迟，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录取到“浙江师范学院湖州分校”，父亲安慰我说，“挺好，浙江师范学院，读书在湖州，离家近”。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五味杂陈，有点委屈，但更多的是欣喜庆幸，10年前中断的大学梦，在没有想、不敢想的时候，突然猝不及防地实现了！
一直到后来，才懂得，恢复高考，对于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说，如同久旱大地上的一场及时雨，厥功至伟，意义非凡！自己一身之幸，如果失去国家之幸的大背景，何其渺小，何值一提！当我看到电视文献片《邓小平》时，又一次为之震撼，老人家为恢复高考制度所表现出的决心和胆魄，令人感动至深。建设现代化国家，教育和科技至关重要，恢复高考制度，正是通过教育、通过人才培养为科技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转眼40年过去了，1978年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为这次高考变得不同。
感激成全我第一次高考的党和政府，感激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