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8日前，作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已经完成毕业考，并经过体检、大学志愿填表，正在进行升学复习，只差10多天就要进行高考。1966年6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一场大学梦从此破灭。
从1977年开始，改革开放春风沐浴祖国大地，各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就在对大学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这对六六届高三学生来讲，如久旱逢到甘雨，是特大喜讯。但高兴没多久，浙江传出招生条件有年龄限制，即要1948年后出生的学生才行，高考的热情一下子又冷到冰点。但到这一年的12月初又有消息说“老三届”不受年龄婚否限制，于是又尝试去教育局报名，当时记得很清楚，局长张大为（我就读平湖中学高中时任学校校长）亲自陪我到负责此项工作的王考生那里报了名，到时才放心地拿起久违的教科书，可此时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请了一星期假回到平湖整天看书复习。7天的时间是何等地珍贵，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书，但毕竟书本已经放弃了11年半时间，而这11年多的时间里，我从事的是公社报道工作，所以对高中知识忘记的多，记得的少，一星期的复习只能将课本浏览一遍，匆忙应付自然结果不理想。1977年底的高考，新埭中学有一名语文教师考上了大学，需要有一名高中语文代课教师，当时我在平湖新埭公社当报道员，编制在公社广播站。新埭中学的校长，也就是我平湖中学读书时的副校长唐其龙来找到我，要求我去他们学校当高中语文代课教师，而此时广播站正处于可能编入县广播站体制阶段，我自然拒绝了这一要求。而到了1978年2月份新学期初，唐校长又一次动员我，我仍以此理由拒绝了，但同时向他推荐一名高中时读书成绩也相当不错的同学。但不知怎么，他最后又找到公社党委领导，公社领导的态度很明确：“长的放的，短的不放”，带着此答复唐校长找到教育局领导，结果“特事特办”，竟然答应“长代课、医药费全报不变、有指标就转正”三点。于是我就开始了代课生涯。其实作为语文教师我是不够格的，首先是普通话不行，于是就急补拼音，所以1978年上半年当语文教师可以说是边学边教，对高考已经不抱希望了，认为不可能再有机会了。但到5月1日我有一同桌同学来我家白相，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讲我们“老三届”仍可参加高考，并不受年龄、婚否限制，但这毕竟是小道消息，等到证实此消息属实，并能报名已经是6月底了。事实上在教学期间没有时间复习，批改作文我用去了许多时间，我总是像在广播站改动稿子一样，不仅改错别字，还要将句子改通顺，且要加上评语，所化时间我算了下，平均约20分钟一篇，加上普通话不行，我决定报考理科。直到进入7月，我才有时间正式开始复习。重新燃起的希望一定得抓紧，在余下的20天时间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高考的五门功课作了个时间安排。语文主要是作文，语文知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无法复习，所以索性没安排时间，其它各科，政治安排1天半，其余时间就安排复习数理化三门。高考开始前自己对复习结果是不满意的，总感到自己掌握的知识只是恢复了一半，此心情也影响了考试，记得那年考试，天气特热，加上紧张，所带毛巾让监考老师帮助用冷水擦洗好几次。心情的紧张使一道指数内容的方程组题和物理方面的碰撞题都是常规题也卡壳了，自然也影响后面解题灵感的发挥和答题检查。当然由于高考不需要你像高中毕业考门门90多分的成绩，而化学我得了96分，所以我就报了化学专业被被录取了。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当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这一年假期我接到了高校录取通知，我有幸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湖州分校（后改名，毕业时称湖州师专），从此我个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个人求学的春天也终于到来了，
说是春天一点也不假，冰封了11年多高校招生考试又解冻了。从1966年到1978年，无数的知识青年失去了通过高考上大学的机会，所以77、78年的两次考试可以说千军万马都拥向了这独木桥，权威部门告知，这一年报考数与录取数之比是23：1。那一年，接到通知书，真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因为是从六六届开始的历届生到七八届的应届生13届的毕业生都有，故年龄相差很大，就全校来说，大的36岁，小的才16岁（因当时是5、2、2学制）。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大家都是十分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可谓如饥似渴，学习自觉性至今让老师们难忘。周六下午与周日不上课，除了利用休息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生活上的事外，基本都是在教室或图书室看书。当时解禁了不少文革禁片，我们也只是偶尔用于调节一下生活而看一部，一学期不会超过2-3部，而这就是当时唯一的娱乐了。当然学习任务重也是学习努力的一个原因。三年学制化学专业要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物理化学、教材教法、心理学、教育学等等10多门课程，本科教材除了结构化学只是开开讲座外其余都开了。作为未来的人民教师，大家深知今后的责任，故探讨问题是常有的事，对专业课学习谁也不敢怠惰。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大考只考化学和数学，数学我得了94分，化学得了91分。记得当时数学最高分是97分，化学最高分多少不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有一道过量反应的题目超纲了，基本上没有人整题做出，所以化学90分以上仅7人，而数学90分以上有11人。而我两门都得了90多分。大概是考试成绩还算理想的缘故吧，我在第一学期担任体育委员的职务，在第二学期班主任就让我担任了班级学习宣传委员。
当时国家刚结束文革，百废待兴，学校建设一时跟不上，几十个同学挤在一间暂作寝室的教室里，睡的全是双人铺，虽说艰苦些，但对我们这些刚从农村上来的“知青”来说，算不了什么。吃的，几乎每天都是杂七杂八的蔬菜加上几片以肥肉为主的肉片，如果说还有选择余地的话就是炒蛋了，故炒蛋是我常选的菜，而家中带的油炸豆板也成了可口的替代品。晚上夜自修结束回寝室肚子饿，家里带的炒米粉也为胃立了不少功。在这样的条件和学习氛围下，我终于获得了作为教师的起码的知识素养。
改革开放出现的科学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也让教师们精神状况为之一振。他（她）们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们大一时的班主任包国贤老师教的是无机化学，一堂下来少则10多页，多则20多页，这样备课的进度可想而知了，不在晚上加班加点就难以应付。何况他（她）们原在中学已经教了十多年的书，重新拿起大学教材也有个熟悉过程。大二时的班主任兼有机化学的赵定老师和分析化学的陈建明老师都这样，几年的大学教学工作将他（她）们的身体拖垮了，在我们工作后没几年传来噩耗，包老师和陈老师相继因患癌症去世。而赵老师一度也患神经衰弱，幸亏治疗得早，一次在车上相遇时感觉已经全愈了。
进入师范院校，以原有标准每人都有生活费，每月17元，我们“老三届”的大多有了家庭，所以基本上都有助学金，每月5元，学校考虑“老三届”，不少同学家在农村，还有1-3个孩子，参加全日制大学学习，家庭负担重，生活压力大，又想出了勤工俭学的办法。学校设置了卫生打扫、图书馆管理、文字刻写等岗位，让大家挑选，我就挑了以校团委刻写腊纸的岗位。学校团委书记朱老师办了一份团委油印小报，需要刻写，而用仿宋体刻写是我在文革和后来在农村中练就的技术，所以可以说是顺利地“中了标”，刻写每期2元，也算是聊补无米之炊吧。当时生活费估计在15元左右就可以应付了，所以像我这样每月几项加起来有24元，也可以有零用可化。比之代课时每月33元，虽然少了点，但家属也在工作，自然比农村来的同学手头松了不少。至少是达到温饱水平了。
七七、七八届的学生勤奋好学在母校是出了名的，这种好的学习氛围，稳定的生活保障，让我们终于以一个合格的毕业生进入了中学任教。在新的教师岗位上我也像大多数同学一样，作出了一定成绩，这些成绩被领导认可，1985年由教育局发文，开始担任城关中学教导处副主任，1988年下半年调新办东湖中学后担任教导主任，1989年下半年由县宣传部发文担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91年下半年东湖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又调往教育局担任普教科科长。
现在，虽然因年龄关系早已经退休，但与教育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7-2017年一直担任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教育组组长，市关工委讲师团讲师，经常去学校，或调研、或宣讲、或开展科技教育等等。长期的教育经历，使教育成了我难以割舍的情分，将会陪伴我终生。
化学科786班冯金权 201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