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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州师专的日子

[日期:2021-06-24]         阅读:10 [字体: ]

湖州师专现在改成湖州师院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学校老校区还位于人民路上。起初叫嘉兴师专,后来嘉兴、湖州分设之后,改成湖州师专。

师专南院是教学楼,西南角是美其名曰“红楼”的女生宿舍。宿舍外面是几排洗漱池。男生要到“红楼”找女生,这几排洗漱池是必经之地,必须接受无数女生检阅的目光。没有特殊情况,我是极少涉足这个领地的。在我看来,女生的目光在一定程度上比口舌更“毒辣”,更何况一个男生突然闯入,“万箭齐发”,如芒刺背。尤其是不敢在吃完晚饭的时候出现,那时候,大多女生都在洗刷碗筷,临近夏天的时候,个别女生还穿着单薄,想必很少有勇敢的男生敢这个时候大大咧咧从美女堆前平静地走过。

师专北院是男生宿舍、食堂和学校行政大楼。而南北两院被一条通往人民医院的小路拦腰截断。整个校区加起来,大概30来亩地,比我高中时的校园大不了多少,是名副其实的“袖珍学校”。据说那时候湖州师专招生还招不足,与我同时考进湖州师专的高中同学,就是降分录取进来的,所以被人看作大学里的“第三世界”。有一次我寒假回家,正巧遇见念清华的邻居,听说我在湖州师专读书,鼻子里“哼哼”了好几下,说:“你怎么会去那种学校?”言下之意,除非我是傻瓜,要不就是湖州师专这种地方不是正常人去的。

可是,我却在湖州师专度过了我最可宝贵的三年青春岁月。

我读的是中文专业。它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写作欲望。从初中开始,我对文字产生了特殊情感,高中开始还主编校报《春讯》。进入师专后,从创办文学社团,到担任“远方诗社”社长、“太湖文学社”副社长,我的写作激情达到了空前高涨。可以这么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湖州师专文坛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康泾”这个人的。即使我毕业之后,还有好些学弟学妹从留下来的油印刊物上读到这个名字,以至于毕业若干年之后有机会见到我本人时,都要忍不住大吃一惊:“原来你就是康泾啊!”

康泾不仅写散文,还写诗歌、写小说。别人写“百篇文”是一种痛苦,在我看来,都是练笔的绝好机会。除了完成作业,还在李广德教授、沈泽宜教授的鼓励和指点下,尝试写短篇小说、现代诗与诗体小说,积累下来,也有厚厚几百页,以至于临毕业时,竟产生了编印个人文集的想法。后来,一本薄薄的《稻草人》油印小册子,成为我留给母校的第一件礼物。工作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出了几本书,我都记得送给母校。当然这是后话。

师专中文专业,书法是必修课。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第二需求。我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方面的爱好,因此进入师专之后,空闲时候,我会一个人练练书法,深得书法老师严再宽的欣赏。他时不时送我几本字帖,希望我能刻苦练习,毕生为之努力。可惜我最后还是辜负了他。一想起这些,就觉得有愧于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先生。老先生那时候已经70多岁,但是精神矍铄;虽然长得很矮小,但是中气很足。正因为长得矮小,他走下讲台的时候,有时候竟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他给我们上课,是不许我们做其他无关事的。记得有个同学书法课上看瓦西列夫的《情爱论》,被他发现,结果老先生拿起书来,按照书法传统从右念到左,说道:“论爱情?什么玩意?上书法课,脑子里尽想着谈恋爱!”搞得全班哄堂大笑。

对我来说,还有一件事,可能让老先生对我一直很不开心,也让我始终无法释怀。那时候,湖州新华书店到了五套《二十四史》,200多块钱一套。严老先生自己买了一套,并极力鼓励我也去购买一套。他说,读中文的,一定要买这套书,一辈子都用得着。他还说,除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已经各订购一套之外,还剩两套。他说他已经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并且已经关照新华书店,一个礼拜之内不要上架,让我这几天马上去买。可是,200元对一个靠父母每个月给几元生活费才能维持生活的学生来说,就像是个天文数字。父母省吃俭用供给我读书,我怎么再好意思向父母索要这额外的书钱。一个礼拜之后,严老先生又问起我这件事,我只好汗颜地回答他,等以后工作了再说。他说:“以后的书只会越来越贵的。你要真的钱不够,我可以先借你,你工作以后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我对老先生连连摆手,婉拒了他的好意。现在,每次望着书架上1000多元一套的《二十四史》,心里总觉得辜负了他老人家当时的一番好意。

当时湖州师专认识我的许多人,还可能因为我到处给学生社团写海报贴广告。说实话,设计对我来说,完全是门外汉,但经不住学生会那帮弟兄的怂恿,便推辞不掉、次次为之。正如每到周末,只要有任课老师搬家,让我帮着叫人,总是积极主动联络,还学会了怎么踩三轮车,为的是可以在“学雷锋活动”中大显身手。或许正因为这些,我的知名度也开始越来越高。于是在毕业那年,竟不小心被任命为校学生会主席。而在我之前,据说中文专业到校学生会任职最多不过副主席。这因此使我的压力陡然上升。不知道我当时奇瘦无比是否与此有关。

湖州师专,还没有开启我的皮鞋时代。与我皱皱便西相配的,是一双手工老布鞋。虽然是“西装布鞋”,我还是做了一些抛头露面的事情。比如因为写诗的原因,认识了湖州诗人石人,他便经常带着我参加湖州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诗歌沙龙。那个时候还没“沙龙”这个概念吧,也就是几个爱好诗歌的聚在一起念念诗歌,聊聊写作心得。会写诗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视为极为高雅的艺术创作,是极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我家乡有个小镇濮院,据说那时候举办过一个诗歌改稿会,请了几个外地诗人来辅导,结果镇上那些漂亮女生闻风而动,整天围着几位诗人转,连吃晚饭都不愿意回家。我当然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或许跟我“西装布鞋”的老土搭配不无关系。不过,石人觉得我的诗朗诵和相声表演还是相当不错的(1988年春,我和我的搭档李忠还赴杭州,在省大学生艺术节上表演相声),建议我为了扩大影响,应该去印张名片。那时候有名片的人还相当稀少,算是有身份的人的象征。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惜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毕业了。

在湖州师专的日子是清贫的。但是我们还能拿到每个月27元的菜金和30斤的饭票,这样的待遇,怕只有师范类学校才能享受得到。菜票不够,菜可以吃便宜点;饭票不够用,只能想办法,饿是万万不行的。好在女同学常常有用不完的饭票,有几位善良的就会在教室里叫喊:“谁要饭票?”往往是话音刚落,就有男生哄着去抢。当然,抢到的也会分几张给没有抢到的。饭票一般不是“白送”的,只要男生能请女生去看一场电影,也就扯平了。

说起看电影,那时候可以说基本上一本不落。那时的电影每场只需一两毛钱,即使每本都看,也还能承受得起。于是,每天下午《湖州报》到了,第一件事就是看中缝的电影预告,看有没有新片放映。如果有,就一定要赶去捧场的。想想现在比当时富裕得多,工作却忙忙碌碌,有时候一年都不进电影院,觉得那时的师专生活真是苦中有乐。

湖州师专三年,其实是我逐渐成熟的三年,它教会了我许许多多的东西。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独立,学会了怎样与人交往。尤其是遇到生病,学会了如何自己照顾自己。当一个人病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只有两毛五分钱的方便面才觉得是世上无上的美味时,你会觉得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生活着,该是多大的奢望。因此,在我师专毕业考试前,平生第一次到医院打点滴,两位女生同时坐在我的身边泪眼汪汪时,我便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一定要做一个好男人。否则,太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所有关爱我的人了。

 

                                                                                                                                 20127月初稿

                                                                                                                                    20213月改


    作者简介:康泾,本名陈伟宏,浙江桐乡人,祖籍长兴。1985-1988年就读于湖州师专中文专业,先后任校学生会学习部干事、中文科学生会宣传部长、校学生会主席。现为浙江省桐乡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青镇人家》、小说散文集《稻草人》、诗集《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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