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居在家的日子，让我得以有太多时间来好好琢磨我的课。除了本学院的两个课程，这个学期我还承担一门外院的语言课。查阅各类文献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大学班主任徐静茜老师的著作《教师的母语修养》。
仿佛一瞬间，镜头定格了。徐老师端坐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同学们一个个到老师面前测试。清晰记得，我把“善良”的“善”字，读成了平舌音。老师用红笔圈出这个字，和气地说：“我们南方人，常常犯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的毛病。”这次测试，班里好几位同学没通过。老师就让我们几位同学分组承包“困难户”，让普通话水平优良的同学帮助方言口音比较重的同学。我的帮扶对象是马贻松同学。来自安吉昌硕故里的这位马同学，主要的发音问题是“n”“l”不分。“啦-啦-啦——”“那-那-那——”（第一声），教室里响起教读的声音，引来大伙儿的哄堂大笑。
我们那时候大学班集体是有自己固定教室的。现在我问班主任同事们，得到的反馈是大学班集体没有固定教室，有什么任务，找个空教室集中布置，高效、利落，即刻散场。是啊，走课已然成了一道校园风景，我应该明白这一点。我常常看到大课间的熙熙攘攘，老师们同学们匆匆忙忙奔走往返于几个校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班集体有固定教室，也有固定座位。我的座位是进门第一排第一个座位。我的同桌是杨雅娟同学，我后面是范晓明同学和陈国新同学。我们整个班应该有四十四位同学，到如今，有两位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宣传组同学很乐意把黑板报设计得挺有创意。醒目、简洁，富有现代感。我后来很少看到这样的板报设计，是以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手是姜育恒、谭咏麟、张镐哲……有时候，歌词也是组稿内容，我的小作偶尔会登上黑板报。中文系同学都要写“百篇文”，这对写作能力提升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徐老师似乎不太关注这些，任务布置很简洁，不说教，给人感觉总是很温和。但老师也有极为严肃之时，我坐在第一排的座位，常有惊心时刻。记得期末大考，徐老师监考。试卷分发之后，老师忽然走到我位置旁，掀起我的卷子，看下面是否垫有小抄。天哪，我的确存有带小抄的念头，只是不敢而已。如今回想那惊心时刻，如同在眼前一般。
1992年4月，寝室同学于学校大门合影留念，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我们常常组织远足。游鲁迅故里，组织参观军营，去郊外野餐等等。凡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徐老师都是全程参与的；对于自发的活动，老师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注意安全。记得那次去近郊的一个工厂参观，我们同学大多数都步行，老师骑自行车。我也有自行车，就带着杨雅娟。老师极不放心，一直随行在我们身后。过了好几年，我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还提起这件事，告诉我骑自行车要当心，骑车最好不要带人。那时的我总不以为意，还认为老师脱不掉知识分子身上的刻板气。如今想来，我忽略了一份师心，更拒绝了老师的善意。
在我印象里，老师一头短发，并非如今很文青的那种中直发，而是类似五六十年代照片里的那种比较传统的短发式样。一直到我毕业，老师都是这个发型。老师语调平和，不愠不怒，任教科目主要是现代汉语。2019年春天，我受母校召唤，来到湖州师范学院，任小学教育系孩子们的教法老师。阴错阳差，我居然与老师教了同一门课。再次跨入母校大门的那一刻，我心里激起的其实是强烈的隔膜感。校园早已易地兴建，规模是原先的十几倍。没有遇到一棵气息熟悉的老树，没有遇到一位教过我的老师。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我该怎样去书写这种三十年的时空感？如今，捧起老师著作，我反问自己，能不能如老师一般圈出学生念错的字，温和劝慰：“我们南方人，常常犯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的毛病。”
啊，记忆宛如一个沙漏，翻过来倒过去，时空交错，锁住我的心。那个离开的人，其实一直都在。坐着，短发，温和慈蔼。
老师家，地处吉山，在一楼的一个小屋子。有两位奶奶，一位是老师的婆婆，一位是老师的妈妈。两位老太太也都认得我。剥毛豆，她们在一起；理青菜，她们在一起。在那个小小的方桌上。我对这种居家方式比较惊奇，我一定把这种惊奇写在脸上了。有一次，老师用削皮器，给我削了一个苹果。挺顺溜，我又很惊奇。然后，我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走到东面的小房间。其实，我到人家家里，好像都是坐着不走动的。这次，大概那个苹果的缘故。一道阳光照下，铁门板上，白色粉笔字写着“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排布得并不整齐。如今这首诗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那时候，号称好学的我，其实是第一次看到这首诗。后来，我就无知无畏地参加工作了，带着这首把我击中的诗。（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6日《湖州日报》A07版）
作者简介：马利云，原湖州师范专科学校92届毕业生，现任教于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