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玉麟于1925年十五岁时进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三中师范部讲习科(湖州师范前身)，在1930年 （民国十九年）为师范部讲习科第五届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湖师附小当教师，1931年任湖师附小农村部主任，直到1936年底抗战爆发前夕离开。
湖师附小农村部是一所单班小学，学校就在郎玉麟的家乡弁南乡潘店村。受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影响，他白天努力办好儿童教育，晚上举办农民夜校，还组织农民剧团演出文明戏。
郎玉麟曾制订 “新村计划”，要把潘店改造成为文明、进步、科学、富裕的“新农村”，得到当时全国著名的 “乡村教育派”教育家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的支持，并被给予经济援助。从1932年到1936年底除办好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外，他还做了大办合作事业和破除迷信两件大事。
合作社从推广改良蚕种、指导科学养蚕和提供饲养秋蚕开始。期间潘店一带改良蚕种从500张增加到20000张；养蚕合作社从潘店一个村发展到43个村；社员从32人发展到5000多人。后来成立联合社，郎玉麟任主任。他在潘店建起8座烘茧灶与50多间茧库、收茧房。蚕茧烘干后可运到上海 “待价而沽”，农民收入增加。联合社还为社员举办信用贷款，避免他们受高利贷盘剥。
建设新农村非破除迷信不可。郎玉麟以农民夜校为基础，组建农民剧团，演破除迷信的戏。他动员全村青年将潘店南面金斗山麓的一座庙拆除，改造成潘店村大礼堂，可以演戏，可以办婚丧大事，可以养蚕作稚蚕共育室，还可作农民的图书室和俱乐部。
1934年省教育厅督学视察后传令嘉奖，并奖现金500元，并从这一年起每年增加经费500元。
郎玉麟在办农村部的后期，日寇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企图亡我中国，全国掀起 “救亡图存”运动，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在此前后，他深受师范同学史致华、贵诵芬等人影响，并被介绍看一些进步书藉，如 《大众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史致华为师范部讲习科第四届毕业生，1938年入党，1940年后任中共长兴县委宣传部长、书记，1941年秋在湖州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惨遭杀害，年仅27岁。贵诵芬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员。
在史致华、贵诵芬等人的影响下，郎玉麟已不满足农村部的工作，要改造社会的思想更趋激烈，因而要另找出路，寻找共产党。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中共青浦县委书记王文林和原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前往组建青浦中心县委，以领导青浦、松江两县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此时日寇已占领嘉兴，前往青浦受阻，二人途经杭州来到湖州，在湖城金婆弄与从上海返乡的中共党员贵诵芬联系。
三人出西门步行至弁南乡潘店村郎玉麟家，经贵介绍，听了王、彭二人的来意，一拍即合。三人为了共同的抗日救国大业结下不解之缘。1937年12月17日王、彭二人介绍郎玉麟加入共产党，并组建了抗战期间浙西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即吴兴抗日青年训练班党支部。
1938年元旦，浙西第一支党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吴兴县抗日游击队在吴兴西部山区南埠何家埠村铜盆寺建立。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委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林任参谋。吴兴县抗日游击队建立后，四乡有志青年纷纷前来参加。不久，部队迅速发展到近百人和几十条枪，并活动在吴兴、安吉、长兴、广德等县边区和苕溪两岸及宣长、京杭国道，积极打击日伪汉奸，成为当时湖州地区一支影响较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 “郎部”。
1940年冬，该部将当时先后为国捐躯的王文林等15位烈士的忠骸营葬于郎玉麟的家乡潘店村南、金斗山北麓，命名为郎部公墓。其中王文林牺牲时年仅25岁。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又有9位 “郎部”指战员殉难后安葬于此。解放后，郎玉麟亲自为战友王文林烈士立碑，撰写碑文。公墓于1963年修葺，在 “文革”中被毁。1985年，弁南乡政府对被损毁的郎部公墓按原样加以重建，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之题词。同年10月，郎部公墓被列为湖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苦难的岁月里，郎玉麟怀揣 “教育报国”志向，造福桑梓，堪为楷模。然国难当头时，他一介书生又投笔从戎，争当驱逐日寇的先锋。抗战胜利后，郎玉麟历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一旅三团副团长，特种兵纵队供械部部长，华东军区炮兵后勤部军械处处长，军委总后勤部助理员等职。2006年12月17日，郎玉麟在湖州逝世，享年96岁。遵照老人生前意愿，其遗体捐赠给母校湖州师院医学院。
作者：王秉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