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我去母校南京大学听课。期间我从先生那里知道 《南京大学学报》即将恢复出版。返校后的一次中文科科务会议上，我提出我们可否出一本刊物，在嘉兴地区中学里进行教材研究、教学经验交流。因为那时各校恢复高考不久，百废待兴啊。会上大家议论开了，表示我校虽复校不到半年，但作为唯一的地区师范院校 （当时暂名为浙师院湖州分校），理应为本地区中学教学服务，办刊物很有必要。会上老师们纷纷谈到各自母校如华东师大、南开、北师大、杭大和浙师院等学报先后恢复出版的情况。周凤鸣先生还介绍了地区进修学校 “文革”前办函授刊物的情况；在嘉兴师院（学校前身）工作过的老师说那时函授部有定期刊物出版，很受函授生欢迎。就这样，经过多次讨论有了共识：先办一个定期较长的刊物，为正式出版学报作准备；就办刊宗旨、印刷发行、征订办法等都进行了详细讨论和研究。
办刊事基本有头绪后，由科领导向学校提出了申请，并较快得到允诺。领导指示要保证质量，要真正对中学教学、对自身教学工作有所启发和帮助。
接下来的工作是决定刊物名称，最后在参考了国内类似刊物、原嘉兴师院函授部和现嘉兴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刊物名称之后，定名为 《教与学》，作为我们刊物名称。刊名确定后，我们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向各兄弟院校、本地区各中学寄发征稿信，二是决定请曾在湖州中学就读过的沈雁冰 （茅盾）先生题写刊名。
《征稿信》说：欢迎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介绍、中学语文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中学教师进修资料以及文史哲等各方面教学研究文章 （当时文科仅有中文专业）。理科则包括 “中学理科教学研究，教材分析、教学方法探讨；数理化各学科基础理论及应用方面的学习与研究文章，师范专科理科教学经验及专科函授的辅导资料”等。
征稿信一经发出，来稿踊跃，文科稿更多，不仅本地区、本省，外省如江苏的老师也纷纷来稿。包括我在内的编辑组同志积极投入审稿改稿定稿工作，理科版也有专门老师负责此事。
为请沈雁冰先生题刊名，由我写信请求，并去王一品笔庄挑选了一对较好的毛笔寄去请北京作家协会转给沈老。由于寄的地址不同，沈先生的回信稍迟了些日子。1978年 12月他的回信来了。由于我的寄递工作没做好，沈先生却谦虚地说： “因此缠夹，至今始复，甚为抱歉。”我给沈先生的信中，还请求他同意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他为桐乡乌镇写的两首词 《西江月》，他来信说 “恐不合宜”，因此来信中附词 《一剪梅》一首，他说 “正是讲湖州的，比较切题。”见到他的词作及墨宝，大家非常高兴， “文如其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出来（沈老的 《西江月》后来发表在《教与学》1979年第二期上）。
一切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的中文科仅十几个人，由于 “文革”的损失，各位教师都是边上课边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教学和进修都不耽误，加上 《教与学》的筹备工作，就更忙了。但大家一条心，教学工作之余做好来稿的审核修改，不少教师还亲自写稿。就这样，在1979年3月、5月， 《教与学》的理科版、文科版先后按计划出版。理科版有何仲洛、戴洪坤、凌瑞官、高声扬和几何教研组撰写的文章；文科版则发表了一组当年三月在我校召开的有杭师院、浙师院绍兴分校和我校参加的 “中学作文教学讨论会”的文章专辑；同时发表了茅盾先生的词二首 《西江月》，还配发桐乡县委王解冲先生的 《红花并蒂布春晖———喜读茅盾同志词二首》的文章。这期上还有我校周凤鸣先生的 《作文教学杂谈》、湖州诗人李苏卿先生的 《再谈<小蓬船>的构思经过》和湖州评论家徐重庆先生的《鲁迅<自题小像>写作年代之我见》等佳作。
《教与学》的出刊，受到本地区广大中学教师的普遍欢迎，许多老师来电来信索取刊物。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无法重印，只好回信表示歉意。此后印数有所增加。到1979年年底，我们在第三、四期上预告读者，请从早订阅 （那时还是内部刊物，只收成本费，一年四期每期60~70页，16开本，共1.40元）。
《教与学》按季出刊，从1979年到1980年两年间，理科共出版3期，文科共出版6期。按照学校指示，从1981年起 改 为 《嘉 兴 师 专 学 报 》（1979年1月，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定名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分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并改为半年刊，字数也增加到每期10万左右。当时我们在1980年最后一期文科和理科《教与学》上刊出 “本刊启事”，并告知各位仍 “选载中等学校文 （理）科教材分析和教学方法研究文章”，师范性不变。所以，从 《教与学》过渡到学报很顺利。
《教与学》完成了历史任务，但今天回忆这件事，她的诞生经过，仍似昨天。刊物影响自认还可以。比如我们办过专栏 《茅盾研究》，在全省乃至全国影响都很大，为配合新学期开学，配发了 《教案与教材研究》，文章大多由本地区有经验的老师撰写，对于提高文理教学水平出了力。 《茅盾的出身家庭及对他的影响》一文是现代文学组赴乌镇调查研究后写的文章，颇有新意； 《茅盾<农村三部曲>方言试释》是已故钱嘉猷先生和潘国荣先生的力作，给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茅盾文学提供了 “字典”。上海陈钟樑先生是语文教学专家，我们不仅请他来作讲演，也发表他的文章，对本地区的中学语文教学是 “雪中送炭”。总之，《教与学》在资料缺乏、人心刚收、教育开始走上正轨之时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我们老师最感欣慰的。
（校史研究室 俞正贻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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